2003年3月20日，美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持续近九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拉开帷幕。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美国及其盟友在数周内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希望所谓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为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和平与自由。

但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反而造成伊拉克各地权力真空和武装组织林立，美军就此卷入伊拉克政府与各族群、教派、政党之间旷日持久的围剿反叛和维持秩序之战。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政治重建进程也屡屡遇挫，将伊拉克转变为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2003年3月20日，位于首都巴格达的伊拉克规划部大楼被导弹击中冒出滚滚浓烟

2011年美国宣布撤军后，千疮百孔的伊拉克旋陷内战，伊斯兰极端组织利用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至今威胁着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当前，仍有约2500名美军作为非战斗人员驻扎在伊拉克，帮助当地军队对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2017年在打击“伊斯兰国”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伊拉克开启了国家重建的新征程，然而持续多年的战火已深刻改变了伊拉克社会，实现经济复苏面临着种种挑战。联合国表示，伊拉克拥有得天独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4000多万人口中仍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企。

伊拉克儿童在饱受冲突蹂躏的街区玩耍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伊拉克人摆脱了一位独裁者，但留给他们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百废待兴的国家。欧盟媒体“欧洲动态”3月10日撰文写道，战争爆发至今已过去20年，“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仍深受战争的伤害......与华盛顿曾设想的自由民主国家相去甚远”。

那么，在这二十年间，伊拉克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哪些变革？人民的生活现状到底如何呢？

伊拉克巴格达，耗资8亿美元的中央银行新大楼拔地而起，项目预计将于2023年完工

经济

伊拉克油气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探明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9%，居全球第5位。但在20世纪末期，伊拉克石油业的潜力一直受到以战争为主的外在因素的制约，直到2003年后才迈入一个持续至今的快速增长阶段。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伊拉克战后优先发展油气工业的战略正在使这个资源富集的国家变成名副其实的产油大国，石油产量在过去二十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

2004年，战争爆发第二年，伊拉克的原油产量约为200万桶/日；2009年，每天生产240万桶原油，产量与1976年持平；2014年，石油产量超过了此前1979年创下的峰值；到2019年底，产量高达日均460万桶，创下新高。伊拉克还计划到2025年底，将原油日产量增加到800万桶。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中，伊拉克是过去十年中唯一一个显著扩大产量的国家。2009年，伊拉克的市场份额超过了阿联酋和科威特，2013年又超过伊朗，并最终成为组织内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产油国。

不同于欧佩克组织的其他国家，伊拉克经济极度依赖石油收入，石油减产的代价过于高昂。石油工业常年贡献了伊拉克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90%。伊拉克所产石油基本用于出口，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根据伊拉克石油部门的最新数据，2022年伊拉克原油出口收入超过1150亿美元，日均出口量约为332万桶。俄乌战争的爆发一度推高了原油价格，去年3月伊拉克出口原油收入为110.7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来，石油收入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达到42%。即使油价小幅波动，伊拉克经济也会随之共振。当油价像2014年那样“雪崩”时，伊拉克经常账户直线下跌为负值。

对石油的过度依赖突显了伊拉克经济的结构性弱点。据世界银行统计，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1990年伊拉克的人均GDP高达1万美元，但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的经济制裁，包括历来最严格的石油禁运，使伊拉克经济遭遇“腰斩”。

2003年后制裁取消，伊拉克重返国际石油市场，经济一度出现了巨大复苏：2013年人均GDP（6612美元）高达2003年（809美元）的八倍，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尤其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全球油价下挫严重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减少了近一半，导致经济收缩了10.4%，贫困人口比例在几个月内的涨幅超过10％。

伊拉克规划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该国贫困率为25%，较2009年（23%）略微上升。新冠疫情初期，伊拉克贫困率一度飙升至31%以上。

伊拉克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居民收入金字塔也发生了不健康的转变。

2007年，中产阶级（每人每天收入6-10美元）占比高达61%，2020年大幅降至30%；与此同时，下层阶级（每人每天收入2-5美元）稳步壮大，从23%飙升至60%。但经济学家认为，只有随着中产阶层扩大、上下阶层缩小，社会才会更加稳定，经济增长水平才会提高。（2020年的数据统计于新冠疫情初期）

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撰文评价，伊拉克是一个“被资源诅咒”的国家，资源丰富却未能从其自然财富中获益。经济增长完全由石油生产和相关投资驱动，而不是生产力。

伊拉克还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青年失业率高达36%。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中东女性的整体就业率从15%上升至16%，但同期伊拉克女性就业率从11%下降至8%。

如何利用石油来支持经济多元化和为迅速增长的青年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是伊拉克亟需解决的难题。

伊拉克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超过50%的公民年龄在25岁以下。面对源源不断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伊拉克却主要依靠公共部门提供就业机会。当前，伊拉克40%的在职者为政府工作，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业份额。为了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伊拉克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转型来支持薄弱的私营部门。

另一个制约伊拉克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个问题出现在一个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看起来非常荒谬，但现实中，连年战火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政府管理不善和腐败猖獗造成了伊拉克民众三十年来持续缺电的局面。

专注伊拉克研究的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博士李睿恒向媒体表示，“1991年以前，伊拉克并不存在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海湾战争后的国际制裁和美军空袭，对伊拉克的电力设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2003年，为了恢复电力系统，美军入侵伊拉克期间对轰炸行动更加谨慎。当时的美军驻伊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预测，美国可以在2003年8月前将伊拉克的电力供应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随着安全局势恶化，武装分子频繁轰炸电力设施和输电线。到2003年10月，伊拉克的电力输出首次达到4518兆瓦，超过了战前的平均水平，但仍未达到当时该国所需的6000兆瓦。

伊拉克电网线路老旧

缺电问题在这二十年间都没有得到解决。2022年，伊拉克国内发电量接近22000兆瓦，但这远不足以满足35000兆瓦的需求。当前，在基础设施尚可的北部地区，民众平均每天从国家电网获得12小时的电力，其他大部分省份每天只能提供几个小时的电力，包括首都巴格达。

负担得起的人从私人发电机供应商那里买电，但对于数以百万计无法承受高昂价格的人来说，每天可能会停电十几个小时。考虑到夏季气温会飙升至50摄氏度，公众对停电的不满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伊拉克因此多次爆发大规模动乱。

巴格达街头，供人消暑解热的水雾喷头随处可见

高温期间的停电甚至成为导致总理辞职和改变政治派系平衡的导火索。2011年，时任电力部长汉图什（Majid Mahdi Hantoush）被迫提交辞呈时，当地媒体称这是过去10多年下台的第18位电力部长，“没有谁的任期能挺过一个夏季”。

伊拉克战后的电力供应长期依赖从邻国伊朗进口，但孱弱的政府无力为此定期支付费用，加上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不时停止向伊拉克供电。据《华尔街日报》2019年报道，伊拉克30%-40%的能源供应来自伊朗的电力和天然气，其中电力进口约占上述总量的四分之一。另据彭博社2021年报道，伊拉克电力消耗需求为18.4吉瓦，其中有1.2吉瓦进口自伊朗。

目前，伊拉克正寻求电力来源多元化。

去年，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电网互联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伊朗对能源供应的垄断。伊拉克也在考虑其他选项，例如从卡塔尔进口天然气用于发电，或与土库曼斯坦、伊朗达成三方能源合作。 但中东媒体“观察”认为，无论如何，只要伊拉克没有增加自身产量或升级电网的全面计划，电力问题就将持续存在。

巴格达贫困社区，许多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法获得充足的干净水源或电力

政治

萨达姆下台后，伊拉克的民生状况并未改善，贫困率和失业率高企、水电等公共服务缺失，究其根源，普遍存在的腐败是罪魁祸首。据估计，自2003年以来，由于腐败、虚假合同和贪污，约4500亿美元从伊拉克国库中蒸发，光是电力部门的腐败规模就达到410亿美元。

据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22年数据，伊拉克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57位，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2003年，伊拉克在此项排名中居第113位。

去年，伊拉克时任财政部长阿拉维辞职（Ali Allawi）并发出严厉警告，称令人震惊的腐败程度正在耗尽伊拉克的资源，并对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阿拉维在辞职信中写道，“腐败和欺诈如庞大的章鱼，（其触手）已经渗透到经济和公共机构的每个部门。如果这个国家要生存，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拆除。”

国家民主研究所（NDI）2019年在伊拉克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83%）伊拉克人认为腐败问题正在恶化，腐败被受访者列为仅次于失业的第二大担忧。

这项调查还发现，伊拉克公民对国家的发展轨迹和前景基本持悲观态度。在受访者中，75%认为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远远高于2010年的44%。

民族宗派配额制度被认为是助长腐败的一大因素。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战后建立了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分权体系，即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理和议长分别由什叶派人士和逊尼派人士担任。这一制度的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也巩固了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滋生了腐败、裙带关系与政商勾结，最终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障碍。

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多届政府均曾承诺将采取严厉手段打击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但都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

2003年4月9日，巴格达市中心，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的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被推倒

与腐败现象并存的是臃肿的公共部门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伊拉克政府每月需要支付的工资和养老金超过30亿美元，公共部门的支出占GDP的60%以上。而2016年伊拉克公务员的休假天数多达184天，《新阿拉伯》记者调侃他们为世界上“最懒惰（或最幸运）”的打工人。据经济学家估算，这些假期导致政府一年3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

民众的不满情绪演变为周期性的大规模抗议运动。2019年，伊拉克爆发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示威者不满政府贪污腐败，放任外国势力干预国内事务的同时无视民生诉求。

这一轮抗议在四个月内造成536人死亡和2.3万余人受伤，时任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Adil Abdul-Mahdi）在压力下辞职。

2019年10月27日，巴格达街头，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抗议人群

伊拉克民众对政府机构和民主进程的不信任在选举中也得到体现。2021年10月10日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投票率仅为41%，为历史最低水平。作为对比，2005年伊拉克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达59%，2010年升至62%，但2018年大幅跌至44%。

2021年议会选举结束后的一年内，伊拉克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各股政治力量围绕国家由谁领导以及如何分配政府职位争执不休，创下该国没有国家元首和内阁领导持续时间最久的新纪录。

尽管政治僵局最终在去年年末解除，但各冲突方之间的深层矛盾难以弥合，不同民族、教派、政党对伊拉克将何去何从的讨论历经二十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2022年10月27日，巴格达，伊拉克候任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前右）及其他内阁成员宣誓就职

安全

2003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带来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英国非政府组织创办的“伊拉克死尸统计”（Iraq Body Count）在其网站上写道，“这场冲突根深蒂固、无处不在，有一个明确的开始，却没有可预见的结束。”

伊拉克平民在战争期间的伤亡数字难以估量，不同的组织统计数据出入较大。“伊拉克死尸统计”组织认为，从2003年到2011年，伊拉克超过12万名平民丧生。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平民死亡最严重的时期：从美军3月20日出兵至4月9日占领巴格达的短短三周内，超过6700人死亡。在战争第一年，超过一半的平民死亡（至少55%）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直接造成的。

2003年3月29日，伊拉克中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抱着一位女孩

2006年至2007年，伊拉克走到内战边缘，教派冲突进入高峰期，暴力袭击频发。两年内，多达5.2万名平民死于暴力。2008年教派仇杀结束后 ，伊拉克国内暴力程度明显下降。

“伊拉克死尸统计”组织2012年初报告，在所有记录在案的平民死亡事件中，13%死于联军之手；在可获得年龄数据的联军受害者中，有29%是儿童。

另外，得到联合国支持的“伊拉克家庭健康调查”估计，在2003年6月到2006年6月间，有15万伊拉克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与此同时，2006年《柳叶刀》杂志则推测这个数字超过60万。

2011年底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内战一触即发。主要由“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残部组成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攻城略地，2014年拿下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领土，包括仅次于巴格达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2015年巅峰时期，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的面积高达90800平方公里，超过了世界上37%的国家，大约1000万人民生活在其控制之下。

截至2017年底，共有74个国家加入了由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从2014年8月至2018年3月，国际联军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逾1.3万次空袭。2017年12月，伊拉克时任总理阿巴迪（Haider Jawad al-Abadi）宣布在经过为时三年的激烈战斗后击败了“伊斯兰国”。

2014年至2017年，极端组织的猖獗暴行使平民伤亡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据“伊拉克死尸统计”组织统计，2014年伊拉克超过1.7万名平民丧生，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这三年间，还有约600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

自击败“伊斯兰国”以来，伊拉克的整体安全局势有所进步，但仍存在重大挑战。总部位于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最新年度报告《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2022年，伊拉克在恐怖主义最危险国家的排名中位列第七名，仍然是反恐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但较2021年（第二名）有一定改善。这项指数涵盖163个国家。

“伊拉克死尸统计”组织在今年初发布的报告中表示，低级别武装冲突已成为伊拉克的常态。与2003-2008年和2014年-2017年最严重的战争时期相比，暴力规模虽然大大缩小，但并没有完全消退的迹象。伊拉克战后的历届政府都难以获得完全的公共合法性，无法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

2022年，该组织记录了740名因暴力死亡的平民，其中338人的死亡被归咎于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组织，125人在宗族冲突中死亡，118人的死亡由伊拉克军队和隶属于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造成。去年还有1273名伊拉克人作为战斗人员丧生，这突显出这个国家实际上仍处于战争状态。

“如果我们讨论2003年后的伊拉克，那么不得不说，它实际上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旨在预防、调解和解决武装冲突的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范塔皮（Maria Fantappie）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来没有一位（伊拉克）总理能够完全控制安全部队或国家边界。”

2016年7月3日，巴格达购物区遭炸弹袭击，造成逾百人死亡，“伊斯兰国”宣称负责

医疗

伊拉克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之一，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3.6，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3.6个孩子。人口转变趋势比周边国家伊朗、黎巴嫩和土耳其发展更缓慢。这些国家的出生率都直线下降，总和生育率徘徊在、甚至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高生育率导致伊拉克战后人口急剧上升，从2003年的2700多万增加到2021年的4300多万，增幅接近60%。

伊拉克人口年龄结构呈年轻化态势，50%的公民年龄在25岁以下，5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13%，10-19岁的青少年和育龄妇女占比均超过22%。

然而，公共卫生系统并没有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伊拉克人均医院病床数为每千人1.9张，但2017年这个数据缩减至每千人1.3张，落后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同年数据，伊朗为1.6，约旦为1.5）。

伊拉克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也低于许多邻国。在相对和平的2019年，政府仅将1065亿美元预算中的2.5%划拨给了卫生部门，而安全部队获得了18%，石油部门的预算也高达13.5%。路透社2020年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称，在过去十年中，与更贫穷的邻国相比，伊拉克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反而更低——平均每位公民每年161美元，而约旦为304美元，黎巴嫩为649美元。

“健康不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指标说明了这一点。政府没有提供应有的医疗保健服务。”伊拉克前卫生部长阿尔万（Alaa Alwan）告诉路透社。

阿尔万还透露，2018年，伊拉克基本药物清单上超过85%的药物要么供不应求，要么根本无法获得。伊拉克无法指望当地工业生产药品，药店充斥着已经过期或不安全的走私药物。这与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伊拉克是中东地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开启制药业的国家。

2019年，创建于50年前的伊拉克国家制药工业公司（SDI）生产的药物比2002年战争爆发前一年减少了80%。“与伊朗的长期战争、13年的制裁、2003年的战争，这些当然都有影响。”公司董事长阿卜杜拉赫曼（Laith Abdulrahman）说，“任何缺少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国家都会出现工业衰退。”

伊拉克也是中东地区人均医生和护士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比约旦和突尼斯等更加贫穷的国家还少。2018年，伊拉克每千人口的护士和助产士数量为2.1人，低于约旦（3.2）和黎巴嫩（3.7）；每千人口医生数仅为0.83人，远不及中东其他国家（约旦为2.3人）。

一名患有新冠肺炎的伊拉克年长女性在巴格达医院接受吸氧治疗

脆弱的医疗卫生系统对民众健康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2019年伊拉克卫生部的数据显示，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肺病）导致的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55%，另有超过30%的人肥胖，约30%有高血压，14%患有糖尿病。卫生部的数据还表明，伊拉克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6.5%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障碍，但大多数人获得基本医疗和心理照护的渠道有限。

新冠疫情期间，伊拉克一度成为中东地区的“震中”，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加之受油价暴跌影响，经济亦陷入困境。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五分之一的伊拉克儿童在疫情前就已经陷入贫困，这个数字在疫情暴发后翻了一番，达到五分之二。

不过，一些代表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也有所改善。据国际组织统计，2003年至2020年，伊拉克人口的预期寿命从66岁增长至69岁；2000年到2015年，孕产妇死亡率从每10万例活产有63例孕妇死亡降低到50例。

教育

除了医疗，伊拉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极低，国家预算在过去几年中分配给教育部门的不到6%，在中东国家中排名垫底。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收入的增长，伊拉克曾经拥有中东地区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识字率接近100%。

但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国际制裁和投资不足摧毁了教育系统。联合国数字表明，2000年至2008年期间，15至24岁伊拉克人的识字率从84.8%略微降至82.4%。

2018年，一名11岁的男孩在前往伊拉克西摩苏尔学校的途中，走过战争中被毁的建筑物

设施不足是危及儿童教育的一大原因。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伊拉克教育设施遭到广泛纵火和抢劫，例如职业学校损失了80%的设备，多达3000所学校受抢劫影响。从2014年内战爆发至201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核实了150起针对教育设施的袭击事件，伊拉克全国一半的学校都需要维修。

因为学校短缺，伊拉克三分之一的校舍实行轮流上课的两班制，只为学生提供半天的课程，有的甚至实行三班制。上三班制学校的儿童每周接受的教育时间少于10小时。

2011年，伊拉克的小学净入学率（进入小学就读的小学适龄儿童）为90.4%，略低于1990年90.8%的净入学率。更令人不安的是，只有44%的学生在预期时间内完成了初等教育。6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到一半的中学适龄儿童选择继续学业，而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仅为15%。

伊拉克摩苏尔大学的图书馆在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被摧毁

不安全局势是阻碍儿童接受教育的另一大因素。据联合国估计，眼下伊拉克有近320万学龄儿童失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一些受冲突影响的省份，超过90%的学龄儿童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

对于女童来说，情况更糟：根据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数据，伊拉克女孩平均只能上学到10岁。2020年世界银行发现，伊拉克24%女性是文盲，相比之下，男性只有11%。

失学女童遭遇童婚、人口贩卖、性剥削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据政府统计，1997年，15%的伊拉克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2007年，童婚比例上升至21%；到2018年，这一比例持续增至27%，而15岁以下女性结婚的比例达到7%。

2021年，活动人士在巴格达法院外手持“未成年人婚姻等于对儿童犯罪”等标语，抗议童婚现象

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寻求庇护的少女米里亚姆（Miriam）被迫在15岁早婚。她告诉联合国，“我不能上学，因为我现在结婚了。我嫁给了营外的一个男人。我不认为他是个好人，他老了。”但米里亚姆别无选择——她的家人需要钱。

童婚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贫困家庭将女儿早早出嫁以换取彩礼，维持家庭生计。2003年经济制裁解除后，伊拉克依靠石油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但这些财富似乎并未用于造福人民。

在伊拉克纳拉万一家砖厂工作的童工

美国出兵伊拉克二十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伊拉克经济在国际制裁解除后逐步恢复；政治体制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型取得了初步成效；相较于战争初期，安全局势也有一定改善。然而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仍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居高不下的贫困率和失业率、腐败孱弱的行政机构、族群教派严重撕裂的社会，以及难以消散的极端组织阴云。

伊拉克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复杂多样。《伊拉克之声，一部人民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前驻伊记者马克·库基斯（Mark Kukis）认为，大多数伊拉克人都为摆脱萨达姆·侯赛因而欢欣鼓舞，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伊拉克的发展前景看法悲观，并将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美国的入侵。

当被问及关于伊拉克人民，我们最需要了解什么的时候，库基斯回答道，“他们的生活与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伊拉克人想要世界上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一份好工作、一个让他们的孩子安全成长的地方、一个在亲人的陪伴下安享晚年的家。”

2022年沙尘暴袭击伊拉克，巴格达笼罩在漫天黄沙之中

（编译：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