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女“招夫养夫”，逃婚离家出走，乡村女性生存现状

编辑丨王一然

摄影 | 胡国庆

被看见的“寡妇村”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关注起“乡村女人”这个主题，2001春节期间，西康铁路刚通车，我随陕南农民工专列南下广州，专列挤满了人。

经过秦岭一个小站时，车门都打不开，几个小伙硬是从车窗里爬了进来，我顺手帮了一把，小伙很感激，他见我背着相机，问“是不是记者”？说他们那有个“寡妇村”，男人都死了。我问有多少？他说好几百。

回报社后不久，我就赶往陕西省白河县采访，在山里转了好久总算找到了这个金银村，也就是小伙说的“寡妇村”。

原来是四年前河南发生一起特大矿难，死了80多个农民，而金银村就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主要集中在一个村民小组，几乎每家都有亲人遇难。

我在村里采访了七八天，走访了所有的死者家庭。村民杨丽凤家情况最惨：男人和两个儿子全部遇难，其中21岁的大儿子刚成婚。

杨丽凤16岁的女儿经受不住打击，服农药自杀了，她公公看到儿孙都死光了，一口气没上来也死了。那年对这户农家是个灾难之年，先后死了5口人，就剩下杨丽凤和年轻的儿媳，还有81岁的婆婆，老、中、青三代女人都成了寡妇。

国道上偶遇背柴带娃的女人

我曾采访过多起重大矿难，以往主要是问责、调查事故原因等等，但这次改变了我的认知。男人去世后，留下的这些女人大多在30岁上下，她们有三种选择：守寡、改嫁或者离家出走。大多数寡妇希望改嫁，因为家里没了收入，他们既要照搬老人和孩子，还要种地。没法外出打工。

那问题来了，改嫁之后娃娃扔给谁？

并且许多女人做了结扎，山里人特别看重传宗接代，谁愿娶个生不了娃的女人？

杨丽凤选择守寡，她说，自己改嫁这个家就没了，谁来照管婆婆和孙子？为了稳住儿媳，把孙子、也就是这家唯一的“根”留在身边，杨丽凤打听到几十里外有个小伙的媳妇得病死了，通过亲戚牵线搭桥，杨丽凤招对方来家里做上门女婿。

这种安排在这里并不少见，并不是所有女人都甘愿接受。村子里的另一个寡妇，李桂香，男人死后留下她独自拉扯四个孩子。婆婆的想法是干脆让自己小儿子把李桂香娶过来，这样不仅能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小儿子还能省去彩礼，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李桂香说啥都不答应，她觉得亏你当婆婆的能想得出来，她嫁过来十几年，是看着小叔长大的，一直把他当做小弟，现在要他俩过到一起，说出去多丢人？等娃长大了，怎么看她和小叔的关系？小叔子也不情愿，说这都成啥了，嫂子大他7岁，并且做了结扎，娶她做老婆连娃都生不了，将来谁给他养老？

婆婆仍不死心，继续给两个年轻人做工作，最终还是促成了叔嫂这门婚事，就在李桂香她男人去世后的第二年，她改嫁给了19岁的小叔子。

我在李桂香家采访了两天，几乎很少见她说话，就闷着头干活，每天忙完地里农活，回到家又围着锅台转，不愿和外人交流，嘴里说来说去就一句话，“要是娃他爹还活着就好！”

村里35个寡妇，35个故事，有人守寡、有人改嫁、有人带着赔偿款跑了。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在我看来是触目惊心的。我感觉这些女人的命运好像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以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冒出来。

回来后，我发了一篇《男丁稀落的金银村》，外界才知道原来秦岭山里有个“寡妇村”。但可惜的是，那时候通讯不够发达，事故赔偿也已经完成了，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救助。

但这开启了我对农村妇女题材的关注。2005年，我和报社申请了三个月的采访计划，那时候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有数据显示乡村留守妇女高达4700多万，我觉得要关注这个群体。而且每个农妇都代表着乡村一个侧面，她们的故事综合起来，不就是当下中国乡村女性的缩影吗？

杨丽凤和婆婆、儿媳在一起

娶亲、生娃、盖房

走进“寡妇村”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农村妇女这个群体。

我38岁才开始做摄影记者，遇上寡妇村这个选题时，实际上才正儿八经干两三年，尽管跟她们接触过，但从来没有深入了解，也没有形成具体的问题意识。

三个月的专题拍摄，我先是自驾走访秦巴地区的一些农村，也去了珠三角等外来农民工高度聚集的地方。

山里农民没有过多奢求，一辈子就在折腾三件大事：“娶亲、生娃、盖房。”当实现了这“三座大山”的目标，腰杆也挺直了。跟随着这个目标，对大部分农村妇女来说，她们的人生轨迹都是相似的——结婚头几年跟着男人出来打工，一旦怀孕、生下孩子，她们就要回到农村，负责照顾孩子和老人，跟男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相机里记录最多的就是留守乡村的女人。这些人当中很多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山，哪怕最近几年我进山拍摄，从没坐过飞机、没坐过火车的妇女也大有人在。

很多时候我的拍摄没有具体目标，有些是新闻事件里的，还有很多是我在路途中、在村子里偶然遇到的农村妇女，只要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我都会拍。有一次驾车在国道，路边遇见背柴带娃的女人，我停下车去问她的情况，后来跟去她家，一座土坯房里，屋里竟然有6位老人，有躺在草席上动弹不得的，有傻笑的，还有腿脚不利索的……简直成了“养老院”，男人在外打工，家里就全靠这一个女人在支撑。

留守在家的新娘

这样数量庞大的留守妇女总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心理问题是最隐秘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有次我在老乡家住，听老乡提起，村里有个年轻的留守媳妇疯了，我来到这个妇女家，看到当时只有29岁的薛晓丽，靠在门边傻笑，一会说东、一会说西。

听她家人说，她原本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打工，生娃之后就留在老家照管公公婆婆和娃。其实他们两口子感情很好，但那时候通讯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留守在农村时，女人每天都给男人打好几个电话，发很多短信。但时间长了，她男人嫌长话费太高，劝媳妇没事少打电话，出来打工挣几个钱不容易。

男人可能没意识到媳妇的情感需求，两口子为此吵了很多次，薛晓丽心里渐渐憋出了病，有一天突然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彻底疯了。具体什么原因说不好，但村里所有人都说，她是想老公想疯了。

我把这家人的故事也记录了下来。我觉得她很典型，也很能说明问题，很多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缺少情感交流，他们怎么去应对？留守在农村的妇女们，谁来关心她们的心理健康？

我当时的优势是年纪大、成了家，能理解她们，也可以比较直白地去和她们聊一些话题。我也是慢慢意识到，不仅是情感需求，她们很多人在生理需求上也是严重匮乏的。在一个村里拍摄时，一个35岁的留守妇女说自己跟丈夫一年只见一次，我问那夫妻生活怎么办，她说“都这把年纪了，哪里还想那个事情”。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好像她的生活就是把孩子养大、把庄稼种好。

这方面我特别佩服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妇女。2004年，她男人打工损坏腰椎瘫痪在床，这个年轻的媳妇把企业告上法庭，要求10万块的“性补偿”，不然就要离婚。我很震惊，她敢大胆说出来，并且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需求，这样的声音，哪怕放到现在都是特别稀少的。

年轻的寡妇李桂香改嫁给了小叔

“命”

关注农村女人，不仅是关注她们背后的家庭，我也希望能切入到她们的养老、教育、生育等各个方面。报社的采访任务结束后，拍摄农村妇女就彻底成了我的个人选题，利用工作间隙和节假日，我去了更多的山村。

围绕乡村的生育观我曾走访过多个乡镇。超生情况自然不用说，过继娃的现象在农村也特别普遍，本质上都是为了生男娃。传宗接代的观念难以改变，可怜的还是这些农村妇女。年轻时结婚要看你能不能生、生的是不是男娃。改嫁时也逃不过，做了结扎的女人地位是最低的，一般来讲，对于一个改嫁的女人，生没生孩子不重要，年纪大一点、长得丑一点问题也不大，只要你还能再生就可以了。

这些我们看起来不公平的待遇，大部分妇女其实都默认接受。我在村里采访，听到这些女人最常提到的就是“命”，在很多人看来，女人不就是给男人生娃，还能干啥？和谁过都是一辈子。而且她们身边的姐妹、亲朋好友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我作为外来人，刚开始会对很多现象特别不解，心里老犯嘀咕：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怎么这么愚昧？

我曾经拍过一个“招夫养夫”的妇女，这个女人结婚两年丈夫就遭遇煤窑事故瘫痪了，她独自照顾丈夫12年，一个人养家压力大，后来丈夫也同意她招个男人上门，三人搭伙过日子，这家人过得竟然也平静，从没红过脸。

丈夫瘫痪后，女人招了个男人上门

还有一个在村里出了名的苦命女人，叫郭秀琴，连续嫁了三个尘肺病人。第一任丈夫尘肺病去世后，她27岁，本想改嫁到外地，但想到两个娃，自己又做了结扎，家人便撮合她改嫁给了丈夫的大哥。这个大哥也是个尘肺病人，她跟我说，“嫁给大哥十年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大哥死后，郭秀琴不想再改嫁，但家里留下七八亩耕地，种庄稼离不开男人，第三次改嫁没几年，她绝望地发现对方也是尘肺病。

其实郭秀琴跟后面两个男人没有登记，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她认命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家里厅堂摆放着一口棺材，原本是留给老父亲的，她说：“一个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是自己的男人，哪个先死，哪个先用。”

这两个女人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处在那个条件下，我会怎么做？我发现这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法解开的死局。她们有选择的余地吗，跑了的话，孩子怎么办？不跑的话，对这些女人来说是不是也太残忍？

我拍摄的这些农妇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家里本来就一贫如洗，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家里顶梁柱倒了，整个家都摇摇欲坠，其实对这样的特殊家庭来说，谈幸福和体面好像都是不太实际的事，过好普通日子就很不简单了。

后来我随时告诉自己：不要以都市人的价值观来衡量她们，也别轻易用愚昧与无知下结论。

2018年，我给我的一对采访对象做了证婚人。这是一对特殊的夫妻，两人都是尘肺病人，之前在一个大家庭里是妹妹和姐夫的关系，我跟拍他们几年，眼看着他们的另一半相继得尘肺病去世。我当时心里也发愁，这两家的娃怎么办？

跟我猜想的一样，没多久，妹妹和姐夫走到了一起。其实妹妹有顾虑，怕别人说闲话，后来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当然好了，你和姐夫共患难，把娃拉扯大就好。她希望我给他俩当证婚人，我同意了。

他们结婚那天，我赶到湖南，陪他们一起去办理了结婚登记。晚上回来，她爸在河里抓了几条鱼，我和他们家人吃了个晚饭，也算是“喜酒”吧。

我始终记得那天，吃完饭后，下着大雨，男人要连夜赶回东莞打工。在长达500多公里的路途中，雨越下越大，这对新婚夫妇没更多的甜言蜜语，只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郭秀琴先后嫁给三个尘肺病男人

离家出走的女人变多了

大概在2009年我就已经完成了100多个农村妇女的拍摄，后来的这十多年主要是对她们进行回访，很多我在路上偶遇、匆忙拍完照片没来得及深入了解的，或者一些很困难的、印象深刻的妇女，我想知道她们后来过得怎么样了。

回访并不容易。很多照片拍摄年代比较早，她们没有电话，只有一个地址和姓名。而在农村，如果你直接说一个女人的名字，可能没几个人知道，特别是外嫁过来的。即使是生活了很多年的老人，村里人也不叫名字，他们习惯称呼谁家二奶、大姨，但如果你说他男人的名字就立马能对上号了。所以回访时我会把当年她们的照片提前打印出来，拿着照片去问，这样最省时间。

我当年在寡妇村采访的李桂香，那个被迫嫁给小叔的女人，几年后，我再次来到她家时，婆婆说她在我拍摄后的第二年就跑了。当初在婆婆的强力撮合下，这对叔嫂过了三年多，怎么也培养不出感情来，三天两头吵闹，动不动就大打出手。

李桂香离家出走后，没多久小叔也跑出去打工，两人都没再回来，至今杳无音讯，一个家就这样彻底散了。如今，高龄的婆婆和4个幼小的孙子相依为命，成了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仍住在山顶上。

这个现象，我近些年在农村拍摄时也发现了：离家出走的女人变多了。

出走的原因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是男人丧失了劳力，家里没了收入来源，夫妻感情就容易引发变数。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她各方面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今她们也会大胆出走。

深圳火车站，21岁的王玉萍决定“逃婚”

21岁的王玉萍是我拍摄的出走女人里最年轻的一个，我在深圳火车站采访外来农民工时遇见她，带着大包小包，见我是记者，就主动找到我让采访她，她说是“逃婚”出来的。

她父亲早逝，在重组家庭里长大，家里供不起念书，她16岁就跟着村里大人去外面打工了。21岁这年回家过春节，继父给她物色了个对象，小伙没见几面就跟她提结婚。

王玉萍很恐惧，她想到了母亲失败的婚姻，还有自己的闺蜜，结婚后因为生下了个女娃，婆媳关系不和，男人出轨，最后闺蜜离婚带着女娃离开。

年还没过完，王玉萍没跟家人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到深圳打工去了。她跟我说一个人活得自在，“不结婚也是活着，等我老了可以去养老院，在这个世上没什么放不下的，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

那是10年前，一个年轻女孩说这辈子都不要结婚了，说实话我是不认同的，我当时还劝她，你还年轻，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结婚生子。没想到她挺有个性，反问我，“你懂个啥？我在外面这些年见到的太多了，能找出几个幸福的家庭？”这话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还真不知咋回答。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经常会思考这个女孩对生活的态度，或许是家庭和社会对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太深远了。我很想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可惜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不是所有女人的出走都顺利，有人甚至付出了惨痛代价。陕西一个女人提出离婚时，不仅男人不答应，母亲劝她不要放弃这个家，看在娃的份上也要好好珍惜。但她态度坚决，就在她离婚后的第十天，母亲喝农药自杀了。

也有人在出去之后发现难以适应大山外的环境。我遇到过一个因为离不了婚而两次出走的女人，第一次离家出走时在长途汽车站被村民看见，通知了她男人，泪流满面地被拉回了家；第二次她终于跑出去了，来到浙江一家制鞋厂打工，漂泊两年多，经历的磨难实在太多，感情被人玩弄，挣来的钱被骗走，这个女人几乎绝望了，无奈之下，又跑回山里。

十几年后，杨丽凤（中）和村里几个寡妇苍老了许多

前前后后我拍了不少离家出走的女性。最近几年我进村，经常听到抱怨说“家里女人变得难伺候了”。从积极的角度理解，或许可以说女人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都在提高。

从1998年采访第一个农妇的故事已过去了25年，2015年我离开了报社，不再是摄影记者，没有职业便利，外出采访的频率低了很多，但一直没有断。这些年我曾三次回到寡妇村，村里的寡妇都苍老了许多，我给她们拍了集体合影。

拍了这么多农村女性，其实我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最初拍摄会追求猎奇、新闻性、吸引力等。后来，我更希望能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她们，分析她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感觉乡村女性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她们深受传统意识的影响也在不断逃离。虽然不敢说完全理解她们，但我还会一直拍下去，希望能做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