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的白雀园
![]()
一九三一年深秋季节，山头_上枫叶红了，山沟里野草黄了，一排排南归的大雁，飞过云雾低压的天空，渐渐消逝在天际尽头。
我们迎着顶头刮来的山风，踏着卷到路上的败草、落叶，奉命北进自雀园地区，一边同进犯到附近的敌人打仗，一边开始了令人痛心的“大肃反”。
这场“大肃反”是怎么引起的?当然那时中央有指示，正是教条主义统治着中央。我后来听同志们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先后开展了类似“大肃反”的清查，搞得到处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所以，它不是鄂豫皖一个根据地的问题。诚然，由于各根据地对中央指示理解不同，执行起来也有很大的差异，而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才导出了一场煮豆燃萁的悲剧。
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一开始也是先抓“AB团’，那时候，究竟“AB团”是什么含意，它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大多数同志是一无所知的，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
据说，早在大革命时期，江西南昌的些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AB团”。“AB”这两个英关文字母，是”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个地方上的组织，并没有显赫的地位，更没有轰及时的活动很快地就无声无息了。但是，曾经有不少青年人，参加过这个“AB”团组织。
到后来，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曾向组织交代过参加' A B团”。由于有些好心的同志“警惕性”太强，惟恐无产阶级队伍不纯，便主观猜疑那些加入过“AB团”的人，是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就酿成了这场悲剧的产生、蔓延。
一九三一年八月，我们南下蕲黄广作战，听说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叫保卫局的机关 ,破获了一个“AB团”组织，他们供认要炸毁后方医院，还要搞暴动一类的事。由后方医院这件事开始，就认定鄂豫皖根据地有“A B团”，保卫局就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在军内到处抓捕“反革命”。他们把抓捕的人关起来，搞逼供信那一套，使这场悲剧愈演愈烈，继破获“AR团”之后，又挖出什么“第三党”.又挖出什么“改组派’.，名堂多的不得了。
我们来到白雀园以后，领导上首先撤销了许继镇的职务，把他抓走关起来了，接着就全面开始了“大肃反”。
“大肃反”的主要对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不太干净的，有文化知识的人。当然，有些工农出身的人，也被保卫几部传唤过。进行系统的盘问和审查不知张国焘是怎么想的，他不仅坐阵指挥，还不时亲自审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象中了邪一样，“大肃反”这个紧箍咒，愈念愈紧，愈念愈凶，搞得鄂豫皖根据地人人自危，神鬼不宁。
有一天，我正在连部学文化，练习刚学过的生字，忽然从门外闯迸个人来，傲里傲气地问我:
“你叫陈再道?”
“是，我叫陈再道。”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站起来回答对方
“有事。你跟我走一趟”
对方的出台吐语，硬得象块石头样。我姓陈的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三更鬼叫门.跟着来人走出了连部。
我一边走一边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我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个名堂。最后我才猜个八九不离十，准是要对我进行审查，便坦然地跟着他走进一座院落。
一进门，我就觉得气氛不对。
屋里的光线很暗，刚进去什么也着不见。我稍许定了定神，才看清屋里空空的，除了四个墙角.只在当中中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前面坐着个干部，那个干部看见我进去，摆出一副审判以的模样，开口就粗声粗气地说:
“你是陈再道？”
“是！”
“哪W--人?’)
“麻城乘马岗”
“什么成份!’’
“穷苦人。”
“念过书吗?”
“念过两年私塾，认识几个字，都就饭吃了”
“少废话!你跟哪些人有来往？”
“跟同志们”
“你和哪个要好?”
“跟大家都要好。’’
“我问你，有什么问题要交代?”
“没有。领导上都知道”
这审判式的一问一答，使那个干部很不满意。但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他已经改变了方式在拐弯抹角地审问我。特别是问到江子英同志.我一下子警惕起来了。
因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他问的江子英同志。我想他们是在顺藤摸瓜，就要摸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个干部一再追问我，与江子英有什么关系了，我却不管他怎么追问，实话实说，毫不掺假。我如实地告诉那个干部，那是在转战木兰山时期，江子英在队里当党代表，在吴家大湾介绍我入的党。从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同志关系;从工作角度来说，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最后，那个干部无话可说了，又问了一些别的事情，就让我回到连队去了。
我在当时算是幸运的，没有受到诱逼打骂。对我为什么这样“客气？”我回来想了很长时间。首先，我要感谢江子英同志，大概他被抓起来之后，没有供认我是他发展的党羽。第二，因我出生在贫苦家庭，入伍前是个放牛伢子。第三，我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入伍前还都丢光了。第四，我平时很少说长道短，他们没抓到我的“把柄”。我想就因为这几个原因、我才安然无恙地过了“大肃反”这一关。
我当时的心情很沉重。自己人杀自己人，我心里实在想不通，许多好同志、好领导都被杀害了。师以上干部就有许继慎、周维炯、庞永俊、肖方，熊受暄、柯柏园等同志，师以下的干部有播版佛、罗炳刚、查子清 、李溪石、高建斗、江子英、王长先、袁皋甫、魏孟贤、殷忠焕等同志，特别是对江于英和殷忠焕同志，我更无法相信他们是“反革命”。
那时候，我虽然没有更高的觉悟和分析能力，可我从日常接触中了解他们的品质和精神世界。就拿殷忠焕同志来说吧，他是个有文化修养的好同志。在那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有时东奔西走，一日数迁，他从未忘记过党代表的职责，不管行军，还是打仗，他总是带着许多书籍，什么《共产党直言》、《社会发展史沁、《政治经济学》等等，应有尽有。每当上政治课的时候，就用通俗易r#的语气把革命道理讲给我们听，找们打心里敬重殷忠焕同志。可是，在自雀园“大肃反”中，他和许许多多同志样，死在了自己同志的手里。
在部队“大肃反”的同时，地方上也进行了“大肃反”。后来，麻城的同志告诉我，当时麻城县设有保卫局，下设审讯科、特务队、保卫连、事务处，可见“大肃反”规模之大。比如设在傅家烧的苏维埃政府，在未进行“大肃反”之前，共有工人员五十多人，可到了“大肃反”之后，幸存者只剩下几个人。徐向前同志的爱人程官训，是一位妇女工作干部.在地方“大肃反”中，也被抓走杀害了。可见，地方比部队搞得还要厉害，我们转战到川陕之后，在建立川陕根据地过程中，张国点又搞了次“肃反“。
现在我们回忆这件事，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不要让这场历史上的悲剧，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重演了。“大肃反”之后，部队干部进行了调整，我调到三十二团三营任营长。
